事發(fā)后，馬航家屬主要的聯系手段就是微信群：

MH370失聯乘客家屬大群

MH370失聯乘客配偶群

MH370失聯乘客子女群

MH370失聯乘客兄弟姐妹群

MH370失聯乘客父母群

專門發(fā)泄情緒的“要親人不要賠償”群

北京乘客家屬群

MH370家委會媒體群

“最后我問他，你知道飛機在哪兒嗎?他說知道……”老張說到這里，停頓了一下，周圍立刻安靜了下來，附近的家屬都圍住了老張，等著他的下文。

老張全名張永利，白色球鞋，黑色運動褲，上身是褐色圓領衫，套著褐色夾克，留著平頭，舉止干練。他是順義本地農民，大女兒在MH370上。由于長年資助一名黑龍江大慶的貧困大學生，即使MH370出事后也沒有停止，因而老張在家屬之中頗有威信。

“我也就沒問他，飛機在哪里，”老張沒來得及繼續(xù)追問“飛機在哪里”，周圍的人一片嘆息，老張舉起右手，用食指劃了一條上升的拋物線，“不過那人說，你們只知道兩條航線，但他知道多條航線。”老張說完，周圍又安靜了下來。“他有特異功能不成，要不他咋知道哪條線是真的。”一位蹲在地上的家屬接口道。

老張講述的是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故事，在家屬中已經重復多遍：今年7月，兩名不知姓名的男士給他家送去了兩箱舒化奶和一個信封，對老張說了上面那番話。“信封里有兩千塊錢，上面寫著‘馬行370家屬收’，”老張說，“不過，不是馬航那個航，是銀行的行。”兩千現金之外，信封里還有一些照片，照片的內容有壁虎，有鳥的羽毛。“下次，我一定問清楚飛機在哪兒。他如果說了，我就請大家吃烤鴨。”老張明顯有些懊悔。

這是2014年10月10日下午5點，MH370失聯后的第217天。他們所在的地方，是北京順義空港物流園六街物流基地辦公樓。這是一棟灰色的辦公樓，共有五層，站在樓下，頭上不停有飛機掠過。這一天，50多名MH370家屬，包括老張，在與馬航工作人員進行了3個小時例行公事的交流之后，走出辦公室，在門口開始閑聊——這是家屬最為放松的時刻。

2014年3月8日早上8點半，MH370失聯。這天之后，每逢周一、三、五，這架航班上的154名中國乘客的家屬們都會從北京，乃至全國各地聚集到這里，與馬航人員爭吵，用老張經歷的這種傳奇故事相互打氣。他們中的絕大多數，都相信自己的親人還在人世，只是由于種種原因不能恢復自由。家屬們組成了一個緊密的圈子，這個圈子里依靠兩個共同的信念維系：自己的親人還活著;所有的一切都是由馬航造成的。

“我們孩子坐了你們飛機沒有了，我們也不找你們打官司，你們把孩子們還回來就行了。”來自邯鄲的栗二友曾經當面懇請馬航工作人員——這句話最能代表這個圈子的信念。

失獨：“姥姥怎么了”

10月10日這天的交流會，從下午兩點開始。這是一層靠右側門的一間辦公室，大概30平米左右，六位馬航工作人員坐在前排，三男三女，馬航的兩位年輕律師坐在左側桌子后。20余名家屬坐在三排座椅上，座椅后背上寫著“馬航資產”。張美玲坐在后排，馬來西亞民航局官員黃惠康，這個馬來西亞政府與家屬打交道的唯一官方代表每講一句，她都會小聲罵一句“騙子”，然后用手不停地敲打“馬航資產”四個字。

217天前，張美玲正同兩位外孫等著女兒女婿的歸來。她住在北京朝陽區(qū)華威橋附近的一個安置房小區(qū)，位于28層的家客廳很大，茶幾前面是LG的50寸液晶電視，茶幾左邊墻上擺著全家的各種合影，共有三排，一共9張，除了一張女兒和女婿的合影外，其他8張都有兩個外孫的身影。

兩個外孫是混血兒，哥哥Peter8歲，弟弟Mike只有3歲。她家“姑爺”Muktesh Mukherjee是印度裔加拿大人，供職于加拿大某能源公司，工作地點在北京的最高點——國貿三期。

3月8日早上7點，如果一切正常，MH370應于半個小時前在首都機場降落，而張美玲應該已經接到獨生女兒白小莫的電話。到了7點半，張美玲忍不住打電話給女婿的司機，讓他幫忙查詢航班情況，司機咨詢了北京機場地勤后，回復張美玲說飛機延誤，“還沒起飛呢”。Mike由于起得太早，已經有些吵鬧，張美玲拿出他最喜歡的《papapig》動畫片，放到DVD里，安撫住了小外孫。

這時，張美玲突然接到妹妹的電話，“說飛機出事了，讓我趕快看新聞。”她打開央視新聞頻道，看到了MH370失聯的消息。“我看著字幕，眼淚就直往下掉，Mike嚇壞了，拉著我的手不停地搖，‘姥姥怎么了，姥姥怎么了’。”張美玲回憶著當時情景，雙手緊緊抓住沙發(fā)套子。

從那一刻起，張美玲及154名中國乘客的家屬的生活，發(fā)生了巨大的轉變。現年已經65歲的她怎么也不會想到，自己會成為英語速成班的一員。

與記者交談過程中，張美玲的手機不停地響起，都是向她推銷英語速成課程的。“一個月10節(jié)課就要3000塊錢，太貴了，”張美玲掛斷電話，“現在教英語的可真賺錢，想找個便宜的口語班都難。”張美玲之前沒有英語基礎，她希望通過突擊學習，在兩個月內掌握會話能力。

“我現在聽不懂Mike說話啊。”張美玲拿著手機大哭起來。Peter和Mike都出生在加拿大，長于美國芝加哥，英語是他們的母語。Mike一歲時，兩人跟隨父母來北京定居，就讀于北京的國際學校和雙語幼兒園。

MH370出事后，兩人一年30萬的學費對張美玲來說成了天文數字。于是，遠在英國的爺爺奶奶今年5月將兩個孫子接到英國撫養(yǎng)。

3月8日之前，張美玲本過著眾人羨慕的退休生活。她的女兒女婿是加拿大公民，后到美國芝加哥定居，在芝加哥的百老匯街有一套公寓。為了帶外孫，張美玲一共去了芝加哥8次，“已經可以申請美國綠卡了”。

到了北京之后，女婿公司在二環(huán)朝外大街的新城國際為其提供了一套300平米的公寓。女兒女婿，兩個外孫，包括張美玲都有自己的房間。“晚上9點都回房開始休息，早上6點半全家起來，我那時的生活可健康了。”張美玲說。而現在的她，晚上兩點還在上網，搜索MH370的消息。

此前，女婿每年都要組織全家出國旅游一次。如果航班沒有出事，他們原計劃3月29日去香港，全家的機票都已經買好。但現在的張美玲，連下樓都很少，她現在只關心兩件事：女兒女婿何時回來;盡快學會英語與外孫聊天。

客廳電視旁放著一部白色的索尼筆記本，這是張美玲和兩個外孫的通訊工具。“每周視頻通話一次。(到英國)半個月后，兩個外孫就不會講中文了，Mike只會說姥姥，Peter說一句中文要想兩分鐘，我對著他們不知道怎么開口。”

外孫變成了“外賓”，讓張美玲驚恐不已，甚至每次打開電腦，她都從原來的期待變成了害怕。在恐懼感的壓迫下，雖然抱怨補習班的價格，張美玲最終同雙井的一家英語機構簽下14680元的合同，開始了五十節(jié)課的強化訓練。“那是一個一對一的班，人家說這樣學得最快。”她購買了各種英語教材資料，從《新概念》到《大學聽力》，勤奮程度堪比面對四六級考試的本科生。

事實上，大外孫Peter在3月8日那天就明白發(fā)生了什么。“Mike一天到晚就要找爹地媽咪，”張美玲說，“我們這個老二跟他爸爸特別好，他爸爸媽媽不管到了哪里，住下酒店就打電話回來，老二就在旁邊大喊爹地媽咪Comeback。”Peter則一直安慰Mike，告訴他爸爸媽媽都在一個荒島上，很快就會被人救回來。

從某種意義來說，張美玲對MH370事件的看法與Peter不謀而合。“因為要看孩子，我3月24日才第一次去麗都飯店。”張美玲說。

對于所有馬航家屬來說，3月24日晚10點是他們最難忘的一刻——馬拉西亞總理納吉布宣布MH370終結于南印度洋。在麗都飯店等待消息的家屬們，很多人當場昏倒，現場亂成一片。

當時，張美玲坐在第一排，她沒有像其他家屬那樣失聲痛哭，而是直接質問面前馬拉西亞大使館的一位官員。“我問你們的飛機究竟去了哪里，是不是還在馬來西亞，”張美玲說，“你猜他怎么回答，他說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你。我覺得他這就是承認了，飛機就在馬來西亞。”

像張美玲這樣的失獨人群是馬航家屬圈子的核心成員，遭受的打擊最大，多年的親情回憶成為他們無法擺脫的負擔。

家住北京市朝陽區(qū)青年路的胡阿姨60多歲，已經退休，老伴去年去世，兒子、兒媳婦和3歲的孫女都在飛機上。“孫女都要上幼兒園了，當時定下了兩家幼兒園，國美第一城的21世紀幼兒園和興隆家園的向日葵幼兒園，就是拿不定主意，早定下來就好了，就沒這些事了。”胡阿姨反反復復地說著孫女。她每逢周一、三、五都要去馬航辦公室。經常發(fā)生的情況是，她周一晚上8點才回家，也不做飯，隨便吃點，然后等待周三的到來。

張美玲最近去順義馬航辦公室的次數減少了，因為用車不方便。

3月8日之前，女婿出門有公司專車，司機接送。3月8日之后，女婿的公司依然同意張美玲使用這部車，但需要提前一天預約，還不能保證一定能約到。“我也理解，人家司機也不容易。”張美玲也和街坊鄰居斷絕了來往，很多鄰居和親戚甚至還不知道她家出了事，經常問她女兒什么時候回來，她什么時候再去芝加哥。

這些問題讓張美玲無法面對。于是，與馬航熱線聊天，成為她唯一的業(yè)余愛好。

3月24日之后，馬航中國開設了一個服務熱線，專門解答家屬的各種問題。家屬們有事沒事就打過去，有抱怨的，有訴苦的，有痛罵的，也有像張美玲這樣探聽口風的。

“接電話的姑娘小伙子態(tài)度可好了，我就愛同他們聊，他們很多東西都不敢回答，所以聽話就要聽音。”張美玲說，“有一次，我問那個小伙子，飛機是不是在馬來西亞。他不說話，我又問是不是在菲律賓，他還是不說話，最后我問是不是在新加坡，他‘嗯’了一聲。所以我覺得，飛機肯定還在，就在新加坡，要不然其他地方不‘嗯’，但新加坡就‘嗯’了一聲呢。”

除了打電話，張美玲的另一種確認方法是算命。

今年5月中旬，她來到北京八大處，在靈光寺門口遇到一位大和尚，自稱斷命精準。“胖胖大大，穿著袈裟，說是來自五臺山，像個有道行的。”張美玲報上了女兒的生辰八字，和尚推算了一陣，告訴張美玲，要算的人遇上事了，受阻了，要揭開這事，最快也要到明年。“他還說當時就是阻力最厲害的時候，還說我們要吃官司。”五臺山高僧的每一句都擊中了張美玲的心坎，讓她大為信服，“只憑生辰八字就能算出這些，看來女兒女婿就是活著。”事后，張美玲給了高僧90塊錢，“再給多，就沒錢坐車回來了”。

喪偶：“同情也許是善意，但只會徒增別人的優(yōu)越感”

張美玲將算命的結果分享到微信群里，為大家提供了又一份精神支撐力量。

事發(fā)后，馬航家屬主要的聯系手段就是微信群：MH370失聯乘客家屬大群、MH370失聯乘客配偶群、MH370失聯乘客子女群、MH370失聯乘客兄弟姐妹群、MH370失聯乘客父母群、專門發(fā)泄情緒“要親人不要賠償”群。由于北京乘客較多，他們還組建了一個北京乘客家屬群。此外，實名投票群創(chuàng)建后，一名乘客只有一名家屬能進入這個群，重大決定進行投票。當然，他們還有一個專門面向記者的群——MH370家委會媒體群。

“現在群里特別信算命的，至少一半人都算過。”張婧說。她是北京一所學校的老師，新婚丈夫是MH370的乘客。“凡是算過的都會在群里說，我找哪個大仙算過了，人都還在，有些家屬甚至連續(xù)找了四五個算命先生。很多家屬就是這樣，有10個信息，就把9個不符合期待的都下意識濾掉，然后有一個半靠譜不靠譜的，就認準了。”

順義空港物流園馬航辦公室的正式名稱是“MH370家屬支持中心”。這間辦公室的右上角，掛著一張大比例尺的中國地圖，上面標著各個省份的MH370乘客，女的用粉紅色標簽，男乘客用天藍色標簽。每次來開會，家屬一抬眼，就能看到掛在那上面的親人。

張婧每次去這個辦公室都會坐在后排，盡力遠離這張地圖。

航班出事后，在中國律師協(xié)會的指導下，家屬們成立了家屬委員會，有十來個牽頭人。委員會有專業(yè)分工，分成法律組，資料組，媒體組，技術組和雜項組，每組四到五人，由家屬們根據自己的特長自愿參加。

張婧是馬航家屬委員會技術組的負責人。在家屬支持中心，她提出問題的專業(yè)程度，曾讓馬來西亞民航局官員黃惠康大為吃驚。而她，本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文科生。

她沒有找人算命，只是在微博上探究丈夫的下落。她關注了每一個能搜到的機長、塔臺和地勤人員，然后與他們私信交流。“有些機長很熱心，有些挺令人失望的。一個機長說節(jié)哀順變，我都不知道該謝他還是……”

她遇到過一個非常支持陰謀論的機長，后者說“在高層的朋友”稱“人還在，只是被劫持了”。“他說自己快退休了，已經活夠了，不怕別人找麻煩。”劫持說在家屬群盛行，一個家屬甚至聲稱，從高層打聽到政府已經鎖定一個島嶼，正在訓練特種部隊，準備登陸進攻以解救370乘客。

類似的陰謀論在家屬群中非常流行，受到普遍的歡迎。

“這其實就是一種幻想，家屬寧愿相信一個虛構的事實，也不相信客觀的事情。”杭州師范大學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教授傅素芬說，“家屬們已經跟現實隔離了，隔離開來以后他們心里可能還會舒服一些。如果回到現實的話，他必須去接受這個人已經死了，那他接受不了。他們的心理會采用一些回避、否認，這樣的一些機制來讓自己能夠過下去。打個比方說，我們的身體如果有重大創(chuàng)傷，或者大出血的時候，人會休克，休克也是身體的一種自我保護，來降低機體的新陳代謝。情緒也一樣，當事實承擔不起的時候，也用情緒休克或者失憶、否認來保護自己。”

現在，每天早上醒來，張婧的第一件事就是刷微信圈，然后開始搜索MH370的各種關鍵字。“搜370，馬航，馬來西亞，希沙姆丁，納吉布，馬航工作組，之前幾小時就能看到一條新聞，逐漸變成一天，兩天，十天才能看到新的消息。”工作之余，研讀各類航空網站成為張婧的關注焦點：她清楚軍用雷達與民用雷達的區(qū)別，她了解各類發(fā)動機的推進比，她能聽懂空管的各種術語……

對于丈夫的生死，張婧的態(tài)度非常矛盾。“無論說他在，或者不在，對我來說都不是好答案，如果在的話，被劫持了200多天，他該受了多少罪啊。想想他如果在一個地方受這么大的罪，我寧可他一下子怎么怎么樣。如果要說他不在的話，但我們的過去是那么甜蜜，怎么能說沒就沒了呢?”

親人生或死的不確定，對于家屬來說是非常尷尬的現實。MH370上的154名中國乘客，在法律意義上是一個未定狀態(tài)。“我國民法規(guī)定，像MH370這種突發(fā)事件，只有在兩年后，才能由家屬啟動宣告死亡程序。”民事律師方振宇告訴本刊記者。

栗二友今年60歲，來自河北邯鄲農村，育有一子一女，女兒在家務農，兒子是154名中國乘客之一。此前，他的兒子在國內某個大型通訊設備制造公司上班，是家里的經濟支柱。MH370出事后，栗二友一家沒有了經濟來源。他們想提取兒子工資卡的存款，被公司和銀行拒絕，要求他們必須先出示死亡證明，然后才能辦理。

“我先生也沒辦法定為工傷，因為工傷也必須有死亡證明。”張婧說，“沒有死亡證明什么都做不了，但我寧可什么也做不了，也不希望看到那個死亡證明。”

3月8日之前，張婧是個幸福的小女人。她和丈夫去年結婚，住在北京遠郊，兩人對生活有著非常美好而詳細的規(guī)劃。“我們在北京算一個中等家庭，但是我的工作對于孩子和家庭都非常有利，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當中去，我們當時就已經準備要孩子，因為我和他都是雙胞胎，我們想可能會生一對雙胞胎，我們的床都是買上下鋪的。”

“早晨起來打開窗戶的時候，我們那個房子可以看到遠處的山。這一瞬間，就覺得特別美好。暑假的時候，我可以進城陪他上下班。他上班，我在市里購物，或者是看電影，等他下班。我力爭花完他一天掙出來的錢，然后一塊回家。我真的這樣想的，看到商店的標簽，覺得這個錢比我們今天賺的少，我就可以買，這是很幸福的一種生活，我一直認為自己幸福。”

往昔愈甜蜜，現實就愈傷心。3月8日之后，張婧首先面對的，是來自各方的同情。

張婧是一個班的班主任。MH370出事的消息傳來，她沒有去上班，而第二天，孩子們的詢問就蜂擁而來。“各種給我打電話，發(fā)短信，老師怎么還不來，咱們班炸鍋了，各種催你的那種。我當時聽不了手機響，手機一響我觸電似的。在麗都的家屬會場上，有記者手機響了，旁邊有一個家屬上去要打他，我爸爸說神經病啊，人家手機響了要打他。我當時特別理解那個家屬，他和我一樣，當時對聲音特別敏感。”

孩子們還是了解到發(fā)生了什么，他們合寫了一首詩獻給了自己的班主任。“告訴我雖然你生命中少了一個人，但還有我們，你對我們那么好，上天是公平的，將來對你好的人一定會有。還有的學生會說老師你現在有錢花嗎?沒有錢花的話我給你，”張婧拿起紙巾，擦了擦眼淚，她沒有哽咽，只是不停地掉眼淚，“面對馬航官員我也是這樣，說著說著就流淚，自己都不知道，抱歉。”

在家屬中，像張婧這樣理性的人不多。近8個月的時間并不足以讓他們從悲痛中完全恢復過來。“我知道他失聯后，只能做到現在的樣子，我不能做得更好，我沒有遺憾，他能給我的愛都給了，我能給他的愛也都給了，出事情之后我媽總說命什么的，我覺得不是什么命，就是一件事情恰恰碰到了。所以我不想別人同情我，別人同情也許是善意的，但是只會徒增別人的優(yōu)越感。”張婧說。

張婧最近退出了大群，被排斥出了家屬的核心圈子。因為她對親人還活著這個信念不夠堅定，在群里同人爭吵了起來。

“群里有人陰陽怪氣地說，有血緣關系的就是要比沒血緣關系的更悲痛，更關心親人，這讓我受不了，他們指責我去馬航辦公室不積極。拜托，我是有工作的人。”

配偶這個群體在MH370出事6個月后，逐漸恢復了過來。他們有自己的工作，也把目光放到了未來的生活。他們開始關注自己的身體健康，不讓眼淚浸染自己的生活。

然而，這個目標很難實現。

“因為這個飛機上大部分是男的(乘客)，因此大部分配偶是女的，”張婧說，“她們經常在群里說，今天我家什么東西壞了，以前都是老公弄的，現在不知道找誰。很多家屬平常上下班老公接送，自己不學開車，現在自己學開車，還要照顧孩子，還要照顧父母。”張婧說，“配偶經常在群里面崩潰，一個無線路由器壞了，就能哭得不行。哭得差不多了，才說我們家無線壞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弄，大家告訴她說把電源關上然后再打開，她告訴你說還是不行，哭得更兇了。”

孤兒：想去馬航工作

10月10日下午四點，家屬與馬航官員的爭吵依然持續(xù)。來自河北邯鄲的栗二友走上前，指著黃惠康的鼻子問：“老黃，你告訴我，三艘船還要搜多久才能找到(飛機)?”而黃惠康講得最多的話依舊是：“你這個問題我現在不能回答，我會代你呈交。”

栗二友再向前走一步，被旁邊早有準備的保安攔住，然后被勸出了門外。坐在角落的王佳運看到這一切，稍稍搖了搖頭。

在所有的家屬中，王佳運可能是最為特殊的一位。他父母都在370上，其父還是馬航中國的高管。“我父親1991年加入馬航中國，是馬航的第一位中國技術員。”今年大四的學生王佳運說。

1989年，馬航開設了飛往中國的第一條航線——吉隆坡到廣州。之后，馬航在中國的業(yè)務飛速發(fā)展，于1991年設立了馬航駐北京辦事處，王佳運的父親就是辦事處的第一批員工。父親在馬航負責貨運業(yè)務，出事前的職務是高級貨運經理，馬航中國貨運的最高負責人。

今年2月1日，母親告訴王佳運，他父親在馬航年會上抽中了吉隆坡和云頂旅游區(qū)的免費名額，問他要不要去。“本來我也會去的，結果3月初學校考試，就只有爸爸媽媽去了吉隆坡。”王佳運苦澀一笑。兩周后，2月15日，王佳運在北京西客站坐上火車回學校，父親一直送他上了火車。這也是王佳運最后一次見到父親揮手告別的身?影。

王佳運是北京人，3月8日之前，他是一個無憂無慮，不愛學習的大學生，3月8日之后，王佳運慢慢變得成熟。他成績不好，沒能考上北京的學校，只能遠赴四川，讀了一所私立藝術院校，學費每年3萬。同很多大學生一樣，他晚上熬夜，白天逃課睡覺，如果沒有發(fā)生MH370事件，這種美好的生活還會持續(xù)一年。

3月8日早上十點，王佳運躺在上鋪用手機查QQ，如果沒有其他情況，他打算放下手機，直接睡到下午。這個時候，他接到了北京表哥的電話，告訴他父母飛機出事了。王佳運直接從上鋪掉到了地上，他沒顧上自己，打開電腦，看到了370乘客名單，找到了父親的名字。當時，名單上沒有母親，他打電話給表哥，表哥告訴他，他母親也在飛機上，那份名單不全，表哥已經電話給馬航確認過了。

“我一下就暈了，雙眼霧蒙蒙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”他宿舍隔壁住著輔導員助理，推門進來，開口就問：“馬航有一架飛機失聯了，能不能問問你爸是怎么回事?”突然抬頭看到了滿臉眼淚的王佳運，知趣地停住了話頭。

那天，同學們湊錢幫王佳運買了下午一點飛北京的機票。當天晚上，王佳運回到了北京的家。他走進了自己的房間，書桌旁邊有一個玻璃柜，王佳運在柜子里看到了一張紙，父親在紙上寫著家里所有銀行賬號以及密碼。

這是王佳運的父母第一次一起坐飛機出行，作為老航空人，他父親考慮到了極端情況?？吹礁赣H的筆跡，王佳運緊繃的身體徹底崩潰了，癱倒在地上。

王佳運此后的待遇與其他家屬明顯不同。他當天晚上就聯系到了馬航中國區(qū)行政主管雷紅。接通電話之后，雷紅搶先哭個不停，她和王佳運父親是老朋友，王佳運父親原定3月10日和她有一個會議，而他，也是馬航歷史上第一個在自己飛機上出事的高管。

3月11日，王佳運飛到了馬來西亞吉隆坡，于次日見到了馬航的董事局主席。他沒有被安排和其他家屬住在一起，而是和機組家屬住在萬豪酒店。機長哈里的母親住在他的隔壁，她四處講哈里給他托了一個夢，“這位大媽說，哈里在夢中告訴她自己在一個很黑暗的地方，非常冷”。

在吉隆坡，王佳運與其他家屬幾乎沒有交集，回到北京后，他也沒有加入自發(fā)成立的家屬委員會。“我的身份太特殊，加入委員會會有些麻煩，另外，對于馬航我有自己的考慮。”王佳運說。

在絕大多數家屬眼中，馬航是一家沒有人性，不值得信賴的公司，只要提起，就是一片罵聲。但經過MH370事件之后，王佳運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入馬航。“馬航是一個關聯公司，有家族企業(yè)的感覺，所有的員工包括家屬都會互相照顧。馬航員工跟我說，比MH370稍晚半個小時抵達上海的航班著陸后，所有的機組成員是哭著下來的，從機長到乘務。我爸是馬航員工，我爸想把我弄到馬航工作，當時是非常容易的。有很多一家子全在馬航的。”王佳運說。

父親曾經同王佳運提過為馬航工作，但被專業(yè)是編導的王佳運拒絕了。3月12日晚上，聽著哈里母親的哭聲，王佳運仔細思考了自己的未來。“自己的這個專業(yè)很難找到工作，馬航起碼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”

今年7月后，王佳運開始同馬航確認工作的事情。9月，馬航中國副總裁告訴王佳運，馬航目前沒有崗位了，他會幫忙聯系其他兄弟公司。

“按照中國人的說法，‘盡力聯系’就是沒戲的意思。”有些著急的王佳運給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寫了一封信，通過馬航中國轉交了上去。

“寫的是，馬來西亞航空是馬中友誼的一個重要的橋梁和支架，我不想看到MH370和MH17事件導致我父親辛苦23年的馬來西亞中國航線撤銷，甚至中國航線撤銷，我也想為此付出一份力，我還給馬航重組寫了11條建議。”王佳運說，“除了寫信，我還有兩個渠道，通過聯系雇員工會提出我的訴求，因為雇員工會是馬航最大的一塊心病，影響力非常大，不得已的情況下，我還能聯系到馬來西亞反對黨。”

因自己的特殊身份，從一開始，王佳運就與其他家屬保持距離，從麗都飯店到吉隆坡，他幾乎沒有與其他家屬有過交流，到物流園也是偶爾為之。

嚴格來說，王佳運從未進入過馬航家屬的圈子。除家屬委員會的成員外，人們都不知道，他們中間還有一位馬航員工的親人。在家屬微信群中，王佳運也很少出聲，他和張婧一樣，都不太喜歡大群越來越夸張的氣氛——進入10月份之后，家屬大群很多人在相互攀比誰遭受的打擊更大，這種“比慘”行為，讓張婧和王佳運完全無法接受。

也許，青春期的孩子是恢復最快的人群，他們會考慮自己的未來，包括遺產的分配，馬航的賠償，這些都是失獨人群想都不會想的問題。

生活的重擔之外，父母時常會進入王佳運的腦海。“我以前很喜歡熱鬧，現在我特別喜歡安靜，特別喜歡一個人，哪怕自己胡思亂想，因為我知道我不會做出過激的行為。”王佳運說。

同哈里母親一樣，王佳運也夢到過父親。那是3月28日，“我說你跟我媽在哪兒，他說回家了，我說別亂說，我說我知道你們沒回家，快說你們在哪兒，然后他就不說話了。隨后我就飄進了機艙，緊急燈光亮著，救生門沒彈開，也看到乘務員是慌亂的。有接線短路，冒著火花。父親在空中飄著，我伸手抓他，但他離我越來越遠……”10月10日，坐在辦公室的角落里，王佳運小聲告訴本刊記者。

到本刊11月3日截稿時為止，已經有四名家屬因為衰老和疾病離世。

如今，張婧、王佳運和其他10多名家屬已經委托美國Podhurst律師事務所的律師Steven Marks作為其代理，將于近期對馬航和波音公司展開法律程序，要求他們公開信息，推動搜索的進展。Steven Marks曾參與多起空難后的訴訟。

但更多的家屬還是選擇每周一、三、五去馬航辦公室人要人。“星期五到空港向馬航索要親人。”每周四，栗二友都會給本刊發(fā)來這樣一條微信。然后，他就坐公共汽車到邯鄲火車站，坐最便宜的慢車熬一夜來到北京，再坐三個小時公交車，走一個小時來到支持中心。“我們每星期都來，”他指了下其他家屬，“我們再不來，就沒有人找我兒子了。”

 

這是栗二友的戰(zhàn)斗，這是馬航家屬圈的戰(zhàn)斗，是這個圈子存在的所有意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