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?shù)貢r間10月31日凌晨2時，澳大利亞聯(lián)邦公平工作委員會經(jīng)過在墨爾本3天的閉門討論，通過了針對澳航的“復飛”仲裁：澳航公司管理層和工會必須終止爭端，恢復正常航班飛行。這意味著勞資雙方在21日內(nèi)需進行談判，協(xié)商解決問題，在此期間不得舉行任何罷工。

　　復飛令出臺的背景，是歷史悠久、規(guī)模巨大的澳大利亞航空公司自29日起宣布所有108架客機停飛，并取消10-11月全部國內(nèi)、國際航班，而澳航這樣做的原因，則是為了回應澳航三大工會（飛行員工會、運輸工人工會和航空機械師工會）近日的輪番罷工。

　　從紙面上看，這項仲裁并非針對勞方或資方任何一方，而是以“航班恢復運轉(zhuǎn)”為唯一目的。澳航占澳大利亞國內(nèi)航班60%以上份額，也是南太平洋最舉足輕重的國際航線運營商，眼下正值萬圣節(jié)假期，客流量巨大，工會的頻繁罷工和澳航“不想干就都別干”式的針鋒相對，最終影響的是旅客利益和社會效應。

　　不僅如此，旅游業(yè)、留學產(chǎn)業(yè)和對外貿(mào)易，都是澳大利亞很重要的經(jīng)濟支柱，而這些都仰賴航班的正常運轉(zhuǎn)，可想而知，四面環(huán)海的澳大利亞一旦陷入整月的航班癱瘓，將對國民經(jīng)濟、國家形象和社會穩(wěn)定造成怎樣的負面影響。正因如此，政府方面才如此心急火燎地僅用了48小時便裁定復飛，力圖將負面效應降到最低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歐、美、澳類似的工會罷工行為，往往刻意選擇在敏感時刻，如加拿大多倫多市政工人工會往往選擇在暑假罷工，通過垃圾圍城、學生無處進行課外活動的效應向資方施壓，而教師工會則常常選擇在新學期開始時罷工，讓“學生沒法正常學習”成為自己訴求的助推器。至于航空運輸部門的工會，選擇在客流高峰期罷工則更是司空見慣：就在澳航罷工高潮的同時，法航1/5的航班已因罷工而不得不關閉，而加航各工會和管理層的扯皮也依然不陰不陽地拖著。西方國家也有自己的“春運”：圣誕節(jié)-元旦長假期，這個假期距今不過兩個月，倘勞資雙方屆時再搞這一套，把歸心似箭的旅客當人質(zhì)，后果可想而知。鑒于此，澳大利亞官方緊急出手，也帶有一些“預警”的意味。

　　不過在政府干預勞資糾紛、尤其這類涉及公眾利益領域的罷工活動方面，爭議和政治風險向來較大。

　　在許多西方國家，工會勢力龐大，一旦發(fā)動罷工非同小可，如年初加航柜臺工作人員罷工，迫使加航不得不讓經(jīng)理等文員去站柜臺應急，搞到一塌糊涂，而一些國家環(huán)衛(wèi)工人罷工時，會組織力量驅(qū)逐社區(qū)義務清理垃圾的志愿者，以確?！傲T工成果”。在選舉體制下，握有巨量有組織選票的工會，是任何政府、政黨和政治家所不敢輕易得罪的大勢力，如今全球經(jīng)濟不景氣，左翼勢力和工會影響力抬頭，政府干預“罷工大業(yè)”，更容易背上“政治不正確”的沉重包袱。

　　但不加干預的政治風險同樣巨大：這類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公共領域，攸關千家萬戶、甚至國內(nèi)國外許多人的切身利益，如果任由其癱瘓下去，各階層都會對政府表示不滿。“9